概說《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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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四大名著，分別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紅樓夢》的“情”，《水滸傳》的“義”，《三國演義》的“謀”和《西游記》的“斗”。情、義、謀、斗是人生的四大主題，似乎是說：

    做人要有一點情、一點義、一點謀，才能有資格去斗，去競爭。

    《三國演義》把謀略文化和策劃思想發(fā)揮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東漢末年，漢室傾頹，王朝從大治轉入大亂，江山破碎，軍閥割據(jù)。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分分合合的變化之中，恰為善于謀略，精于策劃的人物提供了歷史舞臺。

    出自“四世三公”豪門的袁紹，有謀不斷，有兵不用，不用的實力成了拖累，坐失良機，“官渡之戰(zhàn)”敗給了后起之秀曹操。

    曹操幾乎僅用了袁紹棄用的謀士之謀，接過袁紹避而遠之的漢室亂攤子，“挾天子而令諸侯”，抓住天時，創(chuàng)造性地實現(xiàn)了資源整合，“兵貴神速”、“上兵伐謀”……，僅僅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平定了北方，于公元208年兵臨長江，欲一統(tǒng)華夏。

    “坐斷東南”的孫權，繼承父兄基業(yè)，審時度勢，憑借長江天險，以守為攻，享盡地利，聯(lián)合劉備，取得了赤壁之戰(zhàn)的險勝。

    曹操靠不斷進攻取得了初步成功，孫權靠堅持防守也奠定了基業(yè)，而劉備靠一溜煙地逃跑竟然也分得了三分天下。攻、守、逃均有道。

    受小說作者羅貫中的階級立場影響，曹操被貶為奸雄，而這種格外批判也是一種格外承認，曹操是謀略型領導者的化身。孫權不僅贏得了他的對手曹操的尊重，也贏得了眾多后人的精神擁戴，企業(yè)家把他視為“職場管理”和“團隊建設”的成功典范。更多的人推崇劉備，除了政治原因外，劉備被推崇還有這深刻的策劃文化背景。

    首先，劉備有道。哭相是他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而仁義是他的內在特質。無論他的仁義是否全都是發(fā)自內心，但這種仁義精神確實讓他的逃跑變成了“播種機”、“宣傳隊”，在屢戰(zhàn)屢敗的征途上，贏得了“信義著于四海”的品牌效應。

    其次，劉備有情。著名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發(fā)出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正是這種貫徹始終的情感，吸引著包括關羽、張飛、趙云這樣的精英棒打不散，生死相隨，壯大了“人和”優(yōu)勢。甚至劉備錯誤地發(fā)起了夷陵之戰(zhàn)，窩窩囊囊地死于白帝城，人們也不簡單地認定劉備“舍大義顧小義”。從而，進一步地烘托了關羽的重義精神，關羽被朝朝追封、代代追捧，成為“財神”，成為商德的化身。

    第三，劉備有謀。知道自己沒謀，可以說是大謀。劉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成為他事業(yè)的轉折點。“道”使“情”有依，“謀”使“道”可弘。正是諸葛亮的高超智慧，使劉備終于由一個賣草席出身的草根，成為立于蜀地而虎視中原的霸王。劉備深受草根族創(chuàng)業(yè)者的愛戴，大概就是因為他以寒門出身卻成就帝王偉業(yè)——小投入大產出。

    如果單單從策劃文化上講，劉備的最大功勞莫過于請出了諸葛亮。

    諸葛亮是《三國演義》的真正主人公，更是中華民族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策劃形象代言人。

“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事后諸葛亮”、“諸葛亮會”……，無不把諸葛亮視為智慧之集大成者。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為策劃與策劃人樹立了什么形象呢？我們得從三個方面去認識。首先，作為謀士——策劃人，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心理——具有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其次，作為謀臣——CEO，須忠于主人事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具有持久的決策執(zhí)行力；第三，作為領袖，須法度嚴明，率先垂范——具有強大的人格魅力。

    諸葛亮繼承了古傳的士大夫傳統(tǒng)，素以管仲、樂毅為榜樣；他弘揚了《孫子兵法》的策劃精神，火燒博望、火燒新野、火燒赤壁……，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他演繹了《三十六計》，以空城計解司馬懿之圍，以金蟬脫殼之計借東風逃離江東，識破周瑜假途伐虢之計以保荊州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