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傳播媒介文本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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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文試圖通過傳播學的視角對于建筑這一藝術方式進行全新的定位和解釋。在推論中指出建筑之所以成為傳播文本的關鍵性因素是建筑的裝飾，正是裝飾實現(xiàn)了建筑傳播表意的符號化本質，建筑物文本在意義傳播的過程中體現(xiàn)了它的時間媒介的特征，從建筑的文本定位出發(fā)進而推導出建筑作為傳播媒介的獨有的傳播方式和傳播特色以及人們在進行建筑的文本解讀的時候所產(chǎn)生的心理變化和建筑文本解讀的經(jīng)驗性前提。

　　在西方世界建筑的表意單詞為“Architecture”，本意為巨大的工藝，而不是“Building”，可見在建筑誕生之初，它就被認為是技術與審美融合的產(chǎn)物，建筑的特征必然是科技的可實踐性和美的可理解性。

　　早期建筑的最初功用是居住，《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它的重要性在當時僅僅局限于遮蔽風雨，維持生命延續(xù)。但是當人們剛剛能夠棲居的時候，便對建筑有了更高的審美要求，起初是不同的氣候條件和建筑材料決定了不同的建筑，文明發(fā)展到后來不同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政治經(jīng)濟體制，使得不同地域的建筑逐漸形成了自我標注式的風格。對于這些建筑及其風格的認識，是我們對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基本理解。然而展開這種理解方程式的最好的角度，就是把建筑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文本來考量，建筑正是以它自身獨特的傳播方式，在時間長河里，向人們無聲的講述。黑格爾《美學》中說起建筑，有個比喻十分恰當；我們也可以把它們比作書頁，雖然局限在一定的空間里，卻象鐘聲一樣能喚起心靈深處的幽情和遐想。

　　一、 建筑文本在傳播學中的定位

　　西方早期建筑理論家吉狄翁提出“建筑是對我們生活時代而言是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詮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本能的從建筑中解讀出時代的特點和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德國的立普斯《空間美學和幾何學、視覺的錯覺》中所謂的對建筑進行“人格化”的解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對建筑的界定“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 在這里不妨借用一下建筑在美學理解中的定義“建筑是以一定的建筑技術和美學規(guī)律構建起來的，它是物質的、技術的、實用的，一般地與大地結合在一起的，有是人的文化態(tài)度、哲學思慮、宗教情感、倫理規(guī)范、藝術情趣與審美理想之綜合的一種物化形式。它是物質的存在，又是精神高蹈于物質之上的一種‘文本’”。

　　在符號學領域中，訊息是透過符號所建構出來的，因收訊者與符號的互動，從而產(chǎn)生意義，其中的重點是訊息轉移到文本（text）身上，也就是文本如何的被解讀，而我們所要解讀的文本，也正是訊息發(fā)生意義的地方。可見，建筑將極其龐雜的信息符合進一種文本里，通過方式復雜的編碼過程將信息以物化的形式展示出來，以達到傳播的目的。它是一種極其高妙的符號的載體，是傳播文本也是傳播媒介。從傳播媒介類型的劃分上加拿大的學者H英尼斯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分類“所謂空間型媒介即指即旨在突破空間障礙、達成遠距離傳播的技術手段……所謂時間媒介，即旨在克服時間障礙，達成跨世代傳播的手段。”基于這種考量，建筑這種傳播媒介應該被劃分到時間媒介中，自然對它的研究也應該體現(xiàn)時間型媒介的傳播特點，在歷史和文化發(fā)展的維度下探討其傳播特點和方式。

　　二、 作為傳播文本的建筑的構成

　　從建筑誕生那一刻起，它就必然擔負著兩種功用：棲居和美觀，正如最早的建筑學家瑪庫斯。維特魯威斯。波里奧認為，“建筑有一個三位一體的基礎：適用、堅固和美觀”。也正如康德所說，建筑難以達到那種可在其他藝術形式中找到的純粹的境界。對建筑藝術的評價就在于他是否為某種用途提供了適合的功能。佩夫納斯對建筑的認識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建筑作品實質上是帶有美學附加成分的實用房屋。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作品的顯而易見的方式是對一些實用結構進行裝飾：建筑作品＝房屋＋裝飾。由此可見，建筑作為傳播文本，它所能夠負載意義的實體就是”裝飾“。正是因為有了裝飾，我們才能夠區(qū)分不同的建筑風格，不同的建筑類別和不同的建筑理念。尼采早已預見了建筑的這一符號負載功能。按照尼采的觀點，”所有風格的意義都在于以符號的形式交流，包括這些符號的節(jié)奏，即一種心情、一種內心的安寧或悲愴。“藝術作品特別是建筑作品基本上是通過風格來傳達出我們對所面對的事物所產(chǎn)生的特定情緒。而且在建筑中作為這種傳達媒介的主要是裝飾。歐文。瓊斯（Owen Jones）也曾經(jīng)指出過，建筑師與藝術家之間的等號就是建筑的裝飾。

　　從傳播結構的角度看，建筑師可以被看作傳播過程的初始階段，也就是傳者。他通過將一些能夠解讀的具有意義的符號，進行建筑裝飾化的處理，也就是傳播學所謂的編碼的過程，進而將建筑物本身文本化。在創(chuàng)作建筑物的同時實現(xiàn)了傳播的意義編碼和信號的發(fā)出，乃至于媒介的建構。其實建筑評論家和觀賞者對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評點，其基礎也就是對相同實踐功能的不同的裝飾的解讀，風格就是這樣被框定的。許多建筑師都碰到了在他們的結構上附加易懂符號的要求，如在醫(yī)用建筑上加上醫(yī)神的墨丘利節(jié)杖標志、劇院加上奧非士七弦琴標志。他們希望給建筑物一種能夠自我表達的形式。正是這些裝飾符號，成為了傳者和受者之間信息溝通的媒介，使意義的傳達和接受成為可能。

　　我們很容易就認出哥特式建筑，是因為它普遍的實用飛券、尖拱和加勒穹頂；我們知道有忍冬草葉的柱子是科林斯式的，有盤螺的是愛奧尼式的；屋頂有藻井圖案的一定是中國皇家的建筑……我們借以論證判斷正確性的例證無一不是裝飾性的。同時這種裝飾性編碼還遵循著“因襲創(chuàng)新性”原則，梁思成曾談到，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往往有一個重復和變化的問題：只有重復而無變化，作品就必然單調枯燥；只有變化而無重復，就容易陷入散漫凌亂。在有“持續(xù)性”的作品中這一問題特別重要。其實這種重復中有創(chuàng)新的原則也是傳播解碼規(guī)律的要求，人們亦可根據(jù)既往的經(jīng)驗對建筑的功能進行判斷，以實現(xiàn)功能的區(qū)分，這就要求“因襲”在緬因州或是新墨西哥州，雜貨店大多用鮮黃色來裝點，另一些公司則把所擁有的快餐廳內部搞成都鐸式，甚至每一個“一角錢”商店都是朱紅色的；但是同類的建筑每個個體之間的進一步區(qū)分卻是要求有創(chuàng)新的變化。這樣破譯的編碼才會準確而豐富。

　　所以建筑傳播所探討的重點自然也應該是各個建筑的裝飾性，但是作為一種時間媒介，建筑卻又有著它自身獨特的傳播模式。

　　三、建筑獨有的文本傳播模式

　　建筑是一種時間媒介，它必然要經(jīng)歷歷史時間所附加的文本信息，作者試以圖示的方式形象的說明，建筑文本在傳播過程中的信息兼容的特點。

　　可見任何一個獨體性建筑的產(chǎn)生無疑首先要受到它所誕生之時的政治經(jīng)濟歷史文化的影響，自然條件和技術條件的制約，正是這些或形象或抽象的信息，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建筑師的設計，所以對建筑文本的考查可以為多個學科的研究提供作證。例如羅馬廣場上的提多（Titus）拱門，是為慶祝并記錄羅馬太子于公元七○ 年洗劫耶路撒冷而建造的。中國的長城是為了抵抗匈奴人進攻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經(jīng)濟的繁榮造就了北宋卞梁城在《清明上河圖》中的喧鬧……這些訊息有效的影響著建筑師的創(chuàng)作。建筑在傳播符號學的認知當中屬于“再現(xiàn)媒介”“再現(xiàn)符碼”的文化符碼系統(tǒng)，建筑師通過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感知，運用自身民族、文化、美學、約定俗成的涉及符碼去制造文本，其實質是建筑師將自己的價值觀與社會文化通過建筑文本進行文化聯(lián)系與傳遞。同時建筑師還必須將其所處的歷史斷層，用建筑的語言傳達出來，來表征一個時代的特點。

　　但是建筑不屬于即時消費的媒介，時間媒介的特點注定了它在表征了一個時代之后，繼續(xù)講述后來的故事。經(jīng)過諸多的相關的文學加工和政治歷史變故的修飾，建筑通過它的不斷的被改良和被修繕，乃至于被重建，成為了受眾解讀的二度文本，讓人們進行二度解讀乃至于依次類推的n度解讀，后來的意義也許都不是建筑自身的文本內涵，那是復合了許多其它媒介形式信息的復合式解讀結果，例如書籍、圖片、廣播、電視等媒介參與的綜合性解讀。

　　以長城為例，最早對于它的解讀應該上溯到戰(zhàn)國時代，始皇將幾國的長城連為一體，那是軍事的屏障和國威國力的象征，還有民間關于孟姜女哭長城的凄美的故事來豐富著人們的體會和聯(lián)想。后來的漢朝、宋朝乃至于明朝意指都沒有停止對長城的修繕，而這每一次的修繕又都因由著或欣喜或悲傷的背景。長城儼然已經(jīng)成為了中華歷史文化的一個大地符號，一種民族氣節(jié)的象征。人們可以從文學和歷史的多種記載中勾勒它的形象，也可以懷著“不到長城非好漢”的信念親身去體會它的壯闊，也可以從廣播、電視、網(wǎng)絡中搜羅各種各樣關于它的信息，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幾千年的歷史賦予了長城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含義了。

　　查理斯。詹克思（Charles Jencks）曾經(jīng)鮮明的提出，對于建筑的研究應該擴展到建筑的機能向度之外的其他向度的考量，例如歷史向度、文化向度和敘事向度。建筑正是用它這樣龐大的文本敘事方式，將信息鐫刻在自己的身上或是滲透在其它的媒介當中，對于建筑的實體性解讀已經(jīng)遠遠不夠了，它文本的價值在于它復合了多種的表意手段，也通過更多種的表意手段來傳播歷史文化信息。

　　四、建筑作為傳播文本的可閱讀性特征

　　沃爾夫岡。奧托（Wolfgang T Otto）在《占據(jù)空間的語言》一書中，他把希臘神廟當成建筑的典范：把神廟的內殿比作句子的主語，門廊和柱廊比作賓語，內殿和柱子之間的聯(lián)系比作謂語。通過建筑物和句子的類比，奧拓得出了結論：“在這個結構合理的、占據(jù)空間的‘句子’里，權威性的空間統(tǒng)治著整個建筑……這個句子總是由一種族長式的秩序所統(tǒng)治”。正如奧托的比擬，任何一個建筑都是可以象文章一樣被解讀，關鍵是讀者必須知道語法規(guī)則。

　　對于建筑的語法規(guī)則，海涅?？苿谄潱℉einrich Klotz）認為：建筑的原則是建筑的外觀要能有意識的表達出其整體和輔助形式的描述語言，建筑的目的是要把建筑物從無聲的‘純粹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從花里胡哨的外表中解放出來，要把上述原則和目的聯(lián)系起來，使建筑物成為有創(chuàng)造力的東西，不只關注事實和實用性，而應能表達出詩意的思想，能對主題進行史詩般氣勢驚宏的處理。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建筑物都有性格，因為每一個建筑物都存在著使它區(qū)別于其它建筑物的東西。這是由不同的建筑擔負著不同的實踐功能決定的。

　　在建筑學中，美是由觀者對建筑物所起的現(xiàn)實作用的體驗而得來的。……它是由人類和建筑物之間的密切關系所產(chǎn)生的特性，它是常人置身于建筑中所激起的情緒上的反映所決定的……沒有哪一種反映能夠在一種精神的真空中存在，它的表現(xiàn)是依靠某種可知性，而可知性依賴于某種符號的存在，這種符號能激發(fā)人們所熟悉的聯(lián)想。因此在一個建筑物中，使人們認識其性格的事物，包含著某種記憶。人們在一個新建筑物里，要認識某種特性就要喚起在別的建筑里已知道的使用目的。這其中涉及到建筑解讀的經(jīng)驗性前提的問題，這種經(jīng)驗性前提在建造過程中決定著建筑師的編碼，也同時決定了觀者的譯碼。對于不同的觀者這種經(jīng)驗性前提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普通人只需要了解功能性建筑的不同外體特征和經(jīng)驗就足夠了，對于旅行者具備相應的歷史知識就可以很愉快的完成旅行，但是評論家、美學研究者和哲學家必須事先建構他們各自的解讀體系，之后才能夠對建筑文本進行閱讀。

　　媒介學者麥奎爾曾指出，“媒介參與了最廣泛的符號意義上的知識的生產(chǎn)、再生產(chǎn)和分配，而這些符號與社會經(jīng)驗具有密切關系。這些知識使我們能夠理解經(jīng)驗，形成對其的認知并有助于對過去知識的積累以及當下對它們理解的延續(xù)。這也正是為什么卡斯騰。哈里斯會說”某個花瓶的形式、某個盤子周圈的幾何裝飾、18世紀布道壇上方翻卷的巖石狀裝飾風格（rocaille）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我發(fā)現(xiàn)自己尤其被后者所打動，這無疑同我的特定背景和經(jīng)驗有關。

　　進而梁思成提出一個各民族間的建筑文法的“可譯性”問題，如羅馬的凱旋門和北京的琉璃牌樓，羅馬的紀念柱和我們的華表。這個“可譯性”問題，也就是建筑文本的“可閱讀”問題，解決的根本辦法是經(jīng)驗的賦予，這也需要涉及全球的文化共通的問題了。